研究速递 | 数字经济：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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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速递

Digital economy: An innovation driver fo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作者：

Wenrong Pan，Tao Xie，Zhuwang Wang，Lisha Ma（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来源：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39 (2022): 303-311.

内容

导读

1.研究背景

数字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它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智能(Tapscott, 2014)。2016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明确界定，“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正通过数字化转型进入新时代，由此产生的商业模式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消费者的预期和行为，给传统企业带来压力、并颠覆了许多传统市场。数字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分支，代表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数字化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衡量技术进步对生产的影响。它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期内的效率，主要用来表示不能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增长来解释的产出贡献。TFP分解可分为规模经济、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是中国省际生产率绩效提升的主要贡献者。数字经济通过高科技创新和应用（包括移动网络、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显著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被认为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动力。在此背景下，对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探讨，研究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针对数字经济，当前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定性研究一般从多学科的视角来研究数字经济，认为数字化的驱动力本质上是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应用，数字经济是随着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变革和治理调整将技术生产模式与组织治理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正是数字经济演进的内在机制。应用研究领域，数字化变革的推进孕育了开放市场范式，例如由多方参与共创的电子商务模式。集成生产则是构建工业流程和生产生态系统的数字孪生，以促进经济交易。战略管理文献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的影响和对它的各种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数字经济不仅大大减少了商业摩擦，也给市场运营带来了新的挑战。搜索、传输和复制信息成本的大幅降低给传统公司带来了压力，它们已经被快速增长的创新数字进入者超越。制度监管、信息安全和产业结构调整正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此外，定量研究试图从不同方面衡量传统研究方法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适当性。  

2.研究发现

本研究以双元法计算的省级全要素生产率和主成分分析法提出的数字经济指数为数据基础，运用集合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涵盖各种高科技产业的综合体，仅从网络或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的变化来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完整的，因此本文从基础设施、产业规模、溢出价值三个方面对数字经济进行研究，全面反映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其次，针对主观赋权法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这一客观赋权方法，科学反映不同评价要素对数字经济指标的贡献，构建数字经济指标。第三，使用索洛残差法计算TFP容易受到资本存量估计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使用双重方法，不需要测量资本存量，同时建立一个具有恒定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来准确地解释TFP。此外，面板数据分析多采用线性回归，但本文认为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与各省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平方项和交互项的非线性面板模型，以更加接近真实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创新动力。它可以提高数字改革的效率，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但是，区域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着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东部地区数字产业基础设施发达，物质资源和人才储备丰富。广东、上海、浙江等省在数字化领域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拥有大量实力雄厚的数字化企业，可以有效促进东部地区TFP的发展。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还比较滞后，没有完全从传统的粗放发展向数字化转型，它无法有效发挥创新驱动力的作用。ICT的投入创新和产出创新与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没有紧密联系，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不平衡。

3.政策建议

针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基于这一研究结果提出建议：

一是当前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的回归结果证实，中国经济转型需要信息产业的新格局，部分地区还没有完全适应数字经济的需求。在一些地区，教育、旅游、医疗、金融等领域的数字企业需要按照与传统企业相同的标准获得许可和资格，这提高了进入门槛。此外，目前的税收与跨区域数字企业的资源整合不兼容。我们认为，地方政府迫切需要改变目前的管理方式，如适当完善对数字企业的优惠政策，采取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如免费提供信贷或金融服务的数据共享平台。各地应继续通过5G、区块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促进经济融合。供给侧改革也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应打破技术信息流动中的区域壁垒，积极鼓励跨省投资和项目招标，解决过度竞争的问题。

二是交互项目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投资与数字经济的交互不显著，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有限。这可能是因为资金的不合理运用可能会导致低效投资的大量增加。因此，干预措施对于应对结构性挑战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建立合适的市场监管体系，制定产权保护政策，提高市场绩效，促进现代数字经济发展，促进高科技投资。同时，有关部门应规范资金申请流程，完善金融监管，营造高效的数字经济环境，促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三是中国的创新产出并不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最关键因素，与数字经济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这说明发明专利和科研项目的实用价值有待提高。机构的国家研究应警惕高技术研究的浮躁倾向，加强立项审查，减少低质量研究课题。在人才管理方面，我们认为高科技人才是数字化发展的重点。数字公司应积极引进高科技人才，使研究领域与其他产业有机融合。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让高科技人才成为持续推动中国创新产出、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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